如何避免刑讯逼供？

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认识的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是人，是同我们一样的公民。除依照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被剥夺的权利外，他们依然享有公民享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权利。正因为如此，侵犯他们的人身权利的刑讯逼供罪，也同侵犯其他公民的伤害罪、抢劫罪、杀人罪一样，一起列入《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之中，谁侵犯他们的权利，谁就应承担刑事责任。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当作人来看待，依法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2、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的转变。作为刑讯逼供理论基础的有罪推定，已随封建专制时代的结束而结束。无罪推定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已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起诉方对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果能够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先的无罪假定，即可确认并判决其有罪；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确立了无罪推定中的两项原则--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尽管在理论上是否算作无罪推定尚有争论，但却是明白无误地对有罪推定的彻底否定，是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的重大转变。

　　3、从情有可原向严格执法转变。新《刑法》第247条的规定比原《刑法》的规定更加严格和明确。

　　4、实行庭审中的“言辞原则”。即“法庭应当以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作为判案的基础材料，并以当庭查实的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的根据。”确立庭审中的直接言辞原则，能尽可能排除庭前违法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在庭审中的直接采用。如果公诉机关要证明被告人庭上的供述是虚假的，而庭前的供述是真实的，则应该由公诉机关提供证据证明庭前供述的可靠性。只有这样，庭前供述才能进入法官的视野，否则，就只能以经查证属实的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作为定案依据。

　　5、公诉方承担没有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即面对法庭上被告人对侦查、检察机关刑讯逼供的指控，应由公诉方承担没有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因为刑讯逼供的受害者缺乏举证的能力，无法取得充分有效的证据；而被控告实施刑讯逼供的一方则拥有便于举证的权力和能力，处于举证的优势地位。由公诉方在法庭上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查明案情真象，有利于对侦查、检察人员形成约束。审讯过程中全程录相，是一种有效做法。

　6、侦查、检察机关讯问嫌疑人时允许律师在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律师在场，客观上形成一种在司法人员“自律”状态下的“他律”机制，促使司法人员依法讯问，合法取得口供，排除刑讯逼供、诱供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庭审中被告人翻供，讯问时律师在场，则是被告人庭前供述可靠性的重要证据。

　　7、实行有限的“沉默权”制度。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项权利：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及提供不利于已的陈述享有选择权。目前我国法律没有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相反，在《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承担供述义务，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刑事诉讼方必须承担的证明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削弱了被告人在控辩活动的主体地位，妨碍辩护权的行使，助长了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过分依赖，为刑讯逼供提供了潜在土壤。

　　8、建立辩诉交易制度。辩诉交易的实质是被告人的认罪，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减轻了国家的证明负担并提高了诉讼的效率，为此，法律需要对被告人进行减轻处罚的“奖励”。我国目前大多数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主要依据外部证据定案还有困难，如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引导被告方打破沉默，其社会效果，总体上可能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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