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刑讯逼供？

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认识的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是人，是同我们一样的公民。除依照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被剥夺的权利外，他们依然享有公民享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权利。正因为如此，侵犯他们的人身权利的刑讯逼供罪，也同侵犯其他公民的伤害罪、抢劫罪、杀人罪一样，一起列入《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之中，谁侵犯他们的权利，谁就应承担刑事责任。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当作人来看待，依法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2、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的转变。作为刑讯逼供理论基础的有罪推定，已随封建专制时代的结束而结束。无罪推定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已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起诉方对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果能够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先的无罪假定，即可确认并判决其有罪；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确立了无罪推定中的两项原则--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尽管在理论上是否算作无罪推定尚有争论，但却是明白无误地对有罪推定的彻底否定，是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的重大转变。

　　3、从情有可原向严格执法转变。新《刑法》第247条的规定比原《刑法》的规定更加严格和明确。

　　4、实行庭审中的“言辞原则”。即“法庭应当以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作为判案的基础材料，并以当庭查实的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的根据。”确立庭审中的直接言辞原则，能尽可能排除庭前违法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在庭审中的直接采用。如果公诉机关要证明被告人庭上的供述是虚假的，而庭前的供述是真实的，则应该由公诉机关提供证据证明庭前供述的可靠性。只有这样，庭前供述才能进入法官的视野，否则，就只能以经查证属实的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作为定案依据。

　　5、公诉方承担没有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即面对法庭上被告人对侦查、检察机关刑讯逼供的指控，应由公诉方承担没有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因为刑讯逼供的受害者缺乏举证的能力，无法取得充分有效的证据；而被控告实施刑讯逼供的一方则拥有便于举证的权力和能力，处于举证的优势地位。由公诉方在法庭上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查明案情真象，有利于对侦查、检察人员形成约束。审讯过程中全程录相，是一种有效做法。

　6、侦查、检察机关讯问嫌疑人时允许律师在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律师在场，客观上形成一种在司法人员“自律”状态下的“他律”机制，促使司法人员依法讯问，合法取得口供，排除刑讯逼供、诱供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庭审中被告人翻供，讯问时律师在场，则是被告人庭前供述可靠性的重要证据。

　　7、实行有限的“沉默权”制度。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项权利：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及提供不利于已的陈述享有选择权。目前我国法律没有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相反，在《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承担供述义务，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刑事诉讼方必须承担的证明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削弱了被告人在控辩活动的主体地位，妨碍辩护权的行使，助长了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过分依赖，为刑讯逼供提供了潜在土壤。

　　8、建立辩诉交易制度。辩诉交易的实质是被告人的认罪，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减轻了国家的证明负担并提高了诉讼的效率，为此，法律需要对被告人进行减轻处罚的“奖励”。我国目前大多数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主要依据外部证据定案还有困难，如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引导被告方打破沉默，其社会效果，总体上可能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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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终结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的规定，无论是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还是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侦查终结都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案件事实已经查清。它是侦查终结的首要条件。因此，一般指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情节、手段和危害结果以及有没有遗漏罪行或者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案人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情节。

2.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

·侦查终结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移送审查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处理决定。

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公安机关应...

·讯问前的准备
如果检察人员在讯问前不做准备或准备不充分，讯问中就抓不住要害，极易暴露讯问意图和掌握证据的情况，使讯问处于被动局面，甚至会被犯罪嫌疑人牵着鼻子走，这样就会使讯问失败。由此可见，只有讯问有明确的方向，避免讯问的无序性和不彻底性，才能合理安排其他侦查措施，才能使检察人员在变化复杂的讯问环境中镇定自若，始终驾驭讯问的主动权。
...

·诱惑侦查的实施条件
诱惑侦查学术界又称其为警察圈套、侦查陷阱，其本身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使用诈术，二是利用对方的某种欲望。因此有学者称其为“肮脏手段”，认为其有损害国家威信，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诱惑侦查的手段在实践中较常用于在犯罪人之间进行的且无特定被害人的案件中。因该类案件侦破困难，证据收集不易，所以使用该种侦查手段实非无奈之举。而且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在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以欺骗手段侦查两者...

·侦查阶段委托律师的必要性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经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委托，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基本的案情；犯罪嫌疑人若有任何生活上的需要，律师可以代为转达给家属；若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或控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此外，对于对法律不是很懂的犯罪嫌疑人，律师有责任告之其行为所涉嫌罪名的法律后果，以及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区别。在国内刑法实践中，律师能做的只是告知犯罪嫌疑人须将实...

·刑事案件的讯问有无沉默权？
我国《刑诉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这远还不是“米兰达规则”意义上的沉默权。这一条款的可操作性非常差，在实践中，法庭讯问，对与本案有无关系的判定权由法官掌握；侦讯中问题相关性的判定权，在属于强势的侦查人员那里，并且侦查期间案情不明，与本案有关无关，一时也很难判明。该法条虽然想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实质上不能完成这一目标。当然，尽管法律作出了这...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

第九十三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
侦查人员在讯问吗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一百四十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查明他的基本情况，讯问其是否有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事实或者...

·讯问强制性
讯问具有法律强制性，它对双方都是需要的，这是法律区别于道德等规范的必要条件。法治社会是一种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要想同道德秩序一样人皆自觉自愿地遵循是不现实的。法治社会没有法律强制性保障，也就没有法律规范的地位。讯问强制性是由其法律性对话所派生的本质属性，没有强制性也就没有其法律性。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讯问在法律环境中，客观地具有因其案情的不同、强制措施的不同、证据条件的不同等而必然具...

·通缉的对象、条件及通缉令发布的机关、范围
第一款是关于通缉权和通缉的对象、条件的规定。根据本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具有通缉权，通缉以发布通缉令进行。通缉的对象必须是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这里既包括具备本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应当依法逮捕，而下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已经依法执行逮捕，羁押期间又逃跑的犯罪嫌疑人。通缉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１．被通缉的人必须是犯罪嫌疑人；２．该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３．该犯罪嫌疑人确实在...

·如何理解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前提？
目前尚无司法解释或相关规定作出回答。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1款明确、简练地使用了“另有重要罪行”的宇样，规定了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前提条件，并未再加别的限制，清楚地表现了“另有除正在侦查的犯罪之外的重要罪行”的含义，而未要求该“重要罪行”是与正在侦查的犯罪不同种的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羁押后往往可能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交代而被侦查出来...

·重刑案件侦查羁押期限的再度延长

第一百二十七条 (重刑案件侦查羁押期限的再度延长)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检察院刑诉规定》第二百二十三条基层人民检察院和分、州、市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规则第二百二十二条...